们的手段会有些偏激,被人恶语相向甚至咒骂,但是为达目的他们从来不会去在意外界的眼光,也许当时会有人不理解,但之后却会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单子春如此,孙邵也如此,传统的儒学是真的已经很难在适应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已经很难适应刘澜,因为他们的所做的一切,在刘澜眼中无一例外都会变成保守与虚伪,也许他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可这种事这类人见得多了,你让他如何改变?
但单子春和孙邵就不一样了,刘澜很多次的与下面的人讲,我看重的不是你道德感化了多少百姓,不是你治下出现了多少的盗匪,不出现盗匪的州郡就是治理的好,出现了盗匪的州郡就是你治理无方,官员的认定不能以治下的犯罪率来评定,更不能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界定。
刘澜很明确的提出了他对官吏的要求,说白了他就是实用主义,他要看到的是一个县有多少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谁治理下的百姓衣食无忧,这才是他所看重的,你的能力儒学水平天下闻名,治下百姓天天之乎者也,但吃不饱,那对不起,给老子滚蛋。
反正吃得饱穿得暖,还能吃上蔬菜和肉,平时还能买些蜜饯,那你就一定会被重用,这就是刘澜的态度,哪怕你生性贪财,税收要求一百,你自己贪了一百三,可百姓没有怨声载道还生活无忧,我完全可以不去追究你,可如果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但让你税收一百,却只收上来七十,百姓就算不怨声载道,这样的咸鱼,要你何用。
能力与道德,到底哪个重要,让刘澜选肯定是能力重要,让曹操选,也一样,要不然他二人都不可能颁布招贤令,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也不管你的道德高低,有能力你就能在秣陵又一席之地,当然如果你又有能力又是一名道德高洁之人,那就最好了,两者兼顾岂不美哉。
可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那刘澜也同样都欢迎,道德高者有其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刘澜给张昭安排的职位,不就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一点,除此之外,监察这样的官职也是首选,毕竟这些人眼里不揉沙子。
这些古代的士大夫,毫无疑问都是修身养性、性情高洁之人,他们爱惜羽毛比爱惜自己的性命都重要,而这还是党锢之后的现状,如果没有发生党锢,这类人只能更多,而他们这类人,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实干方面差那么一些。
不过郑学弟子的出现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这也是刘澜治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郑学生,他们的品性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能力同样也不可多得,但真正能够达到单子春者,还是太少,就更不要说孙邵了。
如果真要选拔内阁,他敢保证孙邵是很难有机会的,可有他在的话,这种风气势必要改变,扭转一些歪风,都说大汉朝不可保,早就烂到了根子,从上至下烂透了,那么他现在就是在重新栽种重新培育。
这是块沃土,是能够培养循吏的沃土,但是不要忘记,循吏用好了造福一方,可用不好或者他们为了某一目标而不择手段,甚至是舍弃伦理道德,最后却没有成功,反而搞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郅都,所以有些事情是相对的。
而刘澜的态度也一早就表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重用张昭而不给他实权,给孙邵实权却又不给他职位的原因,而这才是他用人的核心。
我要用这类人,单子春和孙邵就是他手中的快刀,而如何防止这把快刀在伤人的同时伤己,那就必须要有张昭这些人,我让你去做事,那是为了注重实效,是要看到结果,最好的结果,可如果你走偏了,或者与刘澜所希望的结果发生了偏差,那么张昭们的监督就会在关键时刻出现进行制止。
刺史与州牧不同,刺史只有监察之权,而未来的内阁将有刺史的任免权,再加上监察御史等等一系列的监察官吏,可以说他们不仅不会受到打压,反而还多了一份真正属于和适合他们的工作。
监督和纠正的权利,刘澜给予张昭的是什么权利,监督的权利,给予孙邵的是主导实干的执行权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事情,但是却必须受到监督,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限制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不会出现大的乱子和岔子。
如果单子春能够达到孙邵的能耐,就好像在丹阳土改与新政的时候,能提前看到问题的难度与困难,先去排除难题再去进行改革的话,刘澜自然不会担心,这种人指挥让用他的人放心,因为不会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单子春毕竟年轻气盛,做任何事不可能像孙邵那样照顾周全,他是看中了一件事,不管有多少难题,我只看最后的结果,而这也是他之前在徐州,因为战火百姓不多所以改革较为顺利,但如果他去了吴郡,他还能这么肆无忌惮的进行改革?
到时候逼急了吴郡的世家,只怕闹出流血甚至是造反的事情都不意外,为了做事不计后果,不怕困难有些时候是好事,可有些时候就会发生问题,不折手段只是一种手段,而且在刘澜看来也是最低级的一种手段,是那种实在没有办法之后才会选择的背叛手段,真正聪明人,想做事敢做事,那一定是像孙邵这样的,能够做到对症下药。
但这世上并不是人人都是孙邵,需要历练更需要成长,而监察御史们就是这类官员的紧箍咒,是保证他们成长的助推器,刘澜当然希望他们能够相辅相成,共同进步,毕竟只有这样,才是对秣陵真正的好。
而他们一直斗,那最后双方都只有得不偿失,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