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之淮军存在。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点,今后不管有多大的风波兴起,淮军只可加强而不可削弱,这点决不能动摇。”
“请恩师放心,只要学生一息尚存,这一点一定谨守不渝!”李鸿章语气坚定地表示。他没有保君卫国的强烈神圣使命感,也并非有维护湘淮军破除世俗文法战果的深远认识,他只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乱世之中手里的刀把子不能松,这是一切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曾国藩的这些话也给他以启示,他今后可以保君卫国的响亮口号来从多方面提高淮军的战斗力,而一旦淮军真的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劲旅,便任是谁人也不敢说撤销一类的混帐话了!
“长毛平后,我曾期望国家即刻中兴,谁知捻乱又起;捻乱平后,可以措手了,不料又发生津案。在处理津案时,我已力尽神散,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而朝野又对津案的处置分歧甚大,一时尚难望弥缝。若非林鲲宇借法普交仗之机暗中周旋应付,助我一臂,局面已不可想。”曾国藩想起“天津教案”时的日日夜夜,长叹起来。
“林鲲宇竟能说动法主罢去孟酋,逮丰大业回国治罪,使舆情得缓,大局底定。实为难得一见之干才。”李鸿章道。
“今日若是他也在,就好了……”曾国藩叹息道,“只是我怕是挺不到他回来了……”
“恩师切莫如此说,”李鸿章心头酸楚,但还是宽慰曾国藩道,“方今国是初定,洋务正兴,恩师正可见中兴之世到来……”
“中兴何时到来,以目下情势观之,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少荃,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拔荐人才,将他们当作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少荃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的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中兴当可到来。这便是我要与少荃说的第二句。”
说到人才,李鸿章一向最服曾国藩的知人善任,于是趁机问:“恩师,学生阅历有限,又常带兵打仗,无暇深究,对当今一些重要人物都乏真知灼见。恩师向以识人精微著称,是否可将他们略加品评,以便学生心中有数?”
曾国藩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
“学生谨记。”李鸿章道。
“少荃想要知道哪些人?”曾国藩喝了一口茶,问道。
“恩师觉得,左季高如何?”李鸿章想了想,问道。
“左季高此人,勤劳多谋,才华出众,颇有将略,用兵打仗,自是一把好手;待人耿直,亦不失为一良友能吏。但性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不能容人,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不过我一直以为,他算是我大清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
李鸿章道:“学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季高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即刻参掉你的巡抚!”
“这便是左季高!”曾国藩笑道,“这种话,也只有他说得出。左季高的骂人功夫可谓登峰造极,言官所不及也。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咸丰七年,我因父丧离营,其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其乃罪我欺君,时至今日,此心仍不免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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