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驿馆一街之隔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钟楼。相传前隋大业年间,有西洋景教的教士远隔重洋来到东方,在山东沿海上岸。他们本想前往洛阳、长安等地传教布道,却因隋末战乱四起,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在青州府城安顿下来。战乱期间,州府官吏逃亡,百姓困顿,时常有受伤的残兵败将来到城中。这些传教士们用自己的方式救助了不少人,帮助城中大户组织民壮保境安民。大唐立国后,当地官员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就在城中批了一块地给他们用来修建教堂。从武德到贞观,传教士们整整用了二十年,才建起了这座朴实无华的教堂,他们所宣扬的天主、圣母,也并未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反倒是与教堂配套修建起来的三层钟楼,由于具备了报时功能,成为了青州府城的一处显著地标。站在钟楼上,不论哪个角度,都能将半个州府尽收眼底。
此时,元鼎正斜靠在钟楼顶层的护栏旁,跟前摆着一只酒壶、半只烧鸡、半碗牛肉、一碟花生米,只消一抬眼,就能将驿馆里新罗人进进出出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老王的死,犹如一记重击,狠狠敲打在他心头。十几年来,他总是被命运之手推着一步步往前走,无论在遥远的大漠边关,还是在那严酷的秘密训练基地。他永远不是最好的一个,也不会做得太差,他习惯于扮演队副的角色,常以顾全大局安慰自己。老王曾问,你一身本领,完全可以从军建功立业,何必窝在青州府这半拉子地方?元鼎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出生,他的姓氏,还有家族那遥远的荣光,都已随风逝去。
他是被组织派到青州府来的,为了保密,他有了马快这个公开的身份,却不允许主动联络组织;组织需要的时候,才会单线联系他们,去执行一些隐秘的任务,或是配合做一些事情。至于要在地方上呆多久,组织没提,他们也不能问。两年来,他习惯了站在老王身后,学习这个大头马快身上的所有本领;有什么事也都由老王顶着;而今老王不在了,元鼎猛然发现,用不了多久,自己就将是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如果组织迟迟没有新的任务下来,自己难道就要淹没在抓捕山贼逃犯这等事上?他不甘心。登高远眺,或许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好好考虑自己的将来。作为朝廷的官差,元鼎无法向普通百姓那样以募兵身份去投军,杀敌立功,他的命运,或者说他的特殊身份,其实与朝廷的动向息息相关。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元鼎发现,青州府,或者说整个山东地区,已经变成了朝廷向东北用兵的大后方基地。运河从东南北上,大批粮食自泗水汇入黄河,其中六七成供两京所用,一到两成会拆分开来送入黄河沿岸的几个大型粮仓(如金墉城)作为战略储备,其余一到两成则转而向东运来山东,与山东本地征集的余粮汇合,在青州府集中,然后分批次发完东面的莱州、登州等港口。为什么要从山东而非河北运粮?两个原因:其一,从山东到辽东,走海路更近;其二,海运运粮大、消耗少,军粮从葫芦岛等地上岸后,可以直接送到前线军营。
此外,从山东、两淮等地来的募兵,也会集中在临淄、昌邑等地训练。元鼎曾秘密去几处军营查探过,在训的新兵人数接近一万人。刺史刘仁轨大人基本上不管地方上的事务,主要精力都放在粮食调运和新兵训练上。可见,朝廷对海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短时间内不会停止,战争规模极有可能持续升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重要,继而改变命运呢?
如果自己早生几十年,还能赶上隋末乱世;而今大唐国力蒸蒸日上,中原无战事,武人想要建功,只能把目光投向边关。朝廷在西北、西北、东北等方向都有行动,新罗和百济使团?他们原本只是过客,偏偏在青州府境内互相厮杀起来,还连累了一个大唐官差;这个官差,恰好又是元鼎的搭档,让他有了追杀此案的借口。元鼎敲了敲脑袋,他感到,这或许是个极好的,介入到朝廷大行动当中的机会。
制造大机遇的前提,是抓住小机会。小机会已经出现。
一定要把那个可恶的新罗杀手揪出来!元鼎暗暗下定决心。不光是要为老王报仇,更要顺藤摸瓜,给未来破开一道缝隙。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那个杀手极有可能会跟新罗使团保持联系,特别在死了一个大唐官差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商讨下一步的对策。而监视新罗人最好的地方,就是塔楼。按惯例他应该带小黄一起,两人一组,一旦发现异动,可以一人追踪,一人继续留守;但考虑到老王之死对小黄的打击太大,所以元鼎没有喊他,只是独自前来。
元鼎一边吃喝补充体力,一边蹲点监视。两个时辰过去了,除了正常采办物资进出的货车,还有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男子从后门进入驿馆,一直没有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