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除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入,更大的收益是获得了稳定的市场和原料来源,澳洲的铁矿、中东的石油、南美的铜矿、东南亚的橡胶、南非的铀矿还有各种优势资源都成为中国控制的供给。亚非拉的广大市场对中国商品完全不设防,欧洲和北美都要依赖中国投资来复苏战后经济,贸易壁垒压根就不敢提,中国经济第一个完成了战时经济向平时的转换,国防军的东征西讨更是让很多地方都习惯了消费中国物资,战后这些国家贫乏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应对战争中培养的高消费,只好通过引进中国产品。
战后的国民经济迅速转型复苏,六大商业家族和国内众多商会都以开放的心态进行竞争和协调,加上战后重建和国际贸易的升温,战后十年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黄金十年。在各大家族的协调下,任何一个家族都只能在一个领域里占用相对的垄断地位,跨行业的巨型托拉斯始终无法在中国形成,如果说有这种托拉斯帝国的话也就只有皇家横跨了四个行业领域,但是皇家所入主的医药、电信、科技等行业里都不乏六大家族的竞争企业,都没有形成绝对的垄断地位,而金融市场更是群雄逐鹿,皇家银行仅仅是从事一般性的商业银行业务并且兼有一个保险公司和投行而已,如果硬要说皇家银行有什么技压群雄的地方,那就要说皇家投行的天使投资特别的精准,不断的发掘新的增长点,在新兴产业里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虽然这些企业最后多数都进入了资本市场去流通,但是皇家的股份往往都留存在企业里相当的部分,成为皇家资产的另一种基础盘。
大中华文化圈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文词汇,除了中华共同体的二十一个属国和中华民主帝国本身之外,战前战后深受中华文明熏陶的两河流域,东非红海沿岸和南美的智利阿根廷等国都逐渐的向中华文明靠拢,成为中华共同体的盟友。这些敬仰中华文明的国家和中华共同体的属国构成了中华外围阶层,而国内的各个阶层也有了很大变化。
原来的士农工商体系变得多元化,除了部分特色农业和闲散农户,农业经济逐步实现了产业化,土地流转到了大大小小的农场经营阶层手里,发挥出集约化经营的优势,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太初三十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不足15%。城市里的工人职员和服务产业的人员队伍相当庞大,而且在严苛的职工保护法律以及广泛建立的皇家工会帮助下,工人阶层的收入也得以与经济发展同步。
因为特殊的政治体制,公务员队伍在中国成为原来的吏员阶层的演进,职权被大大的压缩,加之相对很多高利润行业不算显眼的薪酬和严苛的管理法度,公务员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行业,以至于公务员考试仅仅是一个执业资格考试,并不能决定是否能成为公务员,公务员岗位如同企业一样需要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才能解决,而每年从公务员队伍里离开的人员也一样众多。
中国的科学文化界也在长期领先国际水平的实际情况下,形成了心胸开阔,兼容并蓄,如同盛唐一般开放的胸怀和良好的科技文化氛围,吸引了众多的国际科学文化人士纷纷到中国来交流学习和入籍归化。中国的各种科技文化奖项和课题都成为了这些学术界的最高标杆,加上皇家和各大家族的大力赞助和投资科技文化产业,中国在这个世纪里再次站上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世界巅峰。
虽然中国的政治家族(徐、熊、张、黄、蔡、陈、邹、李)、商业家族(孟、苗、朱、陆、乐、荣)、军事家族(段、杜、大吴、小吴、肖、蓝、张、魏)控制了中**政商界的顶级位置,但是这些家族对于二代三代的培养都非常重视,像是开头的张大少那样的二货在衙内群里还真是朵奇葩。而平民百姓的出头途径也并未被关闭,虽然不能与这些世家对抗,但是政党政治决定权在百姓手里,所以帝国总理、各部部长和总参谋长都是由非顶级家族的人来担任,为了避嫌,甚至连各大家族的亲眷都不能从事这些岗位,至于各个大家族打压贤良、横行无忌那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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