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渡过辽水亲临战场,统帅部在没有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全面掌控战场指挥权、如臂指使地指挥第三次东征的时间十分有限,为此,统帅部的大将军们达成共识,在有限时间内竭尽所能争取最好战果。
具体来说,就是吸取前两次东征失利的惨痛教训,不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不再主次颠倒、本末倒置,不再犯下低级错误,坚决执行既定决策,以主要力量攻打平壤,以辅助力量包围东进途中的辽东城、乌骨城等数座重镇,且围而不攻,只以最小代价保障主力大军的粮道安全即可。
如此一来,崔弘升的任务就艰巨了,风险就很大了,但只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平壤城下,给主力大军跟进包围平壤打开通道,那么即便圣主和中枢到了辽东战场,圣主亲临辽东城下,粗暴干涉统帅部的指挥,要再一次挥师攻打辽东城洗雪耻辱,统帅部也有充足理由劝谏和恳求圣主了,毕竟崔弘升已孤军深入,若主力大军不迅速跟进支援,等于置崔弘升和选锋军于死地,等于置第三次东征于败北之绝境,而这是圣主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圣主必然会做出正确选择,绝无可能再集中力量攻打辽东城,再在同样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崔弘升要兵贵神速直杀平壤,但这一决策他不能也不敢公开告诉自己的部下。
事实上统帅部并没有公开做出这一决策。统帅部高层出于政治考虑,几位大将军明明都有这个想法,却都不敢公开做出这个决策,只是在彼此间形成一种默契,而这个默契就是,只要崔弘升的选锋军推动战局向统帅部预设的方向高速发展,统帅部就密切配合,宇文述、郭荣、李景和薛世雄四位大将军就会倾尽全力尾随跟进,就会把主要力量投到攻打平壤的这个最高目标上。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就在于圣主和中枢对卫府军权的削弱和蚕食,就在于卫府已失去在战争决策中所应该拥有的地位和话语权。
此次东征,圣主和中枢尚未亲临战场,统帅部真正掌控了全部的战场指挥权,但这并不代表统帅部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把圣主和中枢丢到一边,就可以单纯从军事上去争取东征的胜利,而完全不考虑这种行为将在政治上给卫府和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危害。
前两次东征,远征大军渡过辽水就开始猛攻辽东城,久攻不下就愤怒、急躁,就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公牛,瞪大一双通红的眼珠子,不管不顾疯狂攻击,完全忘记了东征的目标是平壤,而不是辽东城这座边陲小镇,但这是中枢决策,是圣主诏令,甚至圣主亲临战场、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奋勇当先,你军方除了舍身赴死外还能说什么?你不打就是抗旨,就是怯战,甚至图谋不轨别有居心,在政治上就是自取死路,难道你还能牛逼哄哄地指责圣主和中枢是错误的?
中央集权导致威权至上,威权至上导致一言堂,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若有人指责圣主和中枢错了,当然就是挑衅威权,就是*****就是威权的敌人,于是灰飞烟灭。
这种政治大环境下,即便是圣主的绝对心腹宇文述,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畏首畏脚,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他在第三次东征中,即便表露出了阻止圣主御驾亲征的意图,并小心翼翼地给圣主设置一些障碍,但打的都是“维护圣主和中央威权”的旗号,政治正确,就算激怒圣主也不会付出不可承受之代价。
由此不难推及郭荣、李景、薛世雄和崔弘升等四位大将军的心理了,他们绝无可能在政治上犯错误,而若想政治正确,首先在军事决策上就不能与圣主和中枢对着干,渡过辽水后就不能不打辽东城,否则你如何解释?你敢说圣主和中枢在前两次东征中倾尽全力攻打辽东城是错误的?如果攻打辽东城是错误的,那前两次东征的失利岂不都是由圣主和中枢瞎指挥造成的?你这不是公开质疑圣主和中枢的威权吗?你这不是****吗?
所以宇文述等人虽然都不想攻打辽东城,都想一门心思快马加鞭直杀平壤,但谁都不敢公开做出这一决策,于是只能形成默契,嘴上说打辽东城,实际上直杀平壤,如此一来既迎合了圣主和中枢的心意,维护了他们的威权,保持了政治正确,又能在圣主和中枢亲临战场后,不留痕迹地把攻击策略重新调整回来,以维护自身之安全。
崔弘升因此很矛盾,面对诸军将的请命,他不好严词拒绝,以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挫伤了士气,但又不能答应,不能让辽东城拖住大军前进的脚步,延误大军攻打平壤的时间,所以崔弘升只能一推了之,什么时候攻打辽东城,统帅部说了算,诸公稍安勿躁,等宇文述和郭荣两位正副统帅来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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